外企最关注中国开放引资新政什么信号可调激光器

外企最关注中国开放引资新政什么信号？

外企最关注中国开放引资新政什么信号？2018-08-30 08:40:49 来源：《财经》分享到：高层的开放政策，一些政府部门往往不理解或者出于本部门的利益不予落实。政府部门推动的扩大开放措施，一些产业或企业部门不理解或者出于产业部门、企业部门的利益不予实施。为确保市场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承诺落实，建议设立协调各部门政策的权威机构

从7月28日起，外资进入银行、证券、汽车制造、电网建设、铁路干线路网建设、连锁加油站建设等一系列限制将取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宣布在22个领域推出新一轮开放措施。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是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中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修订，2018年版负面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

在金融领域，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51%，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在农业领域，取消小麦、玉米之外农作物种子生产的外资限制。

在能源领域，取消特殊稀缺煤类开采外资限制等。汽车行业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等等。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中国贸促会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副主席、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第十项原则专家组成员王志乐告诉《财经》记者，与前几年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相比，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首次全方位推进对外资的开放。

与此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也已在7月30日起施行。两张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释放出对外资进一步开放的信号。

王志乐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发布实施2018年版负面清单，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意味着新一轮开放将带来中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多领域对外资开放

《财经》：近日部委联合发布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你认为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王志乐：在当前中美爆发贸易战、国际经济局势错综复杂的关键节点，国家部委公布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22个领域对外资扩大开放，其中在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宽市场准入，涉及金融、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等各领域。这些措施可谓新一轮针对外资的全方位开放，释放出中国稳外资，提质增量的政策信号。

实际上，2017年1月，国务院曾发布《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务院5号文)。2017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39号文)。这与今年7月28日，两部委发布的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一脉相承。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吸收外资问题上如此密集发布政策措施，这样的情况还从来没有过。

《财经》：你最近一直在跨国公司调研，跨国公司对系列稳外资政策如何评价？

王志乐：我在对IBM、杜邦、道达尔、戴姆勒、宝马、松下、三星等20余家外资跨国公司的调研中发现，他们期待这些领域的开放措施能有具体配套落地的细则出来。目前外资企业反映的具体困难与问题主要集中在放开市场准入和落实国民待遇两个方面。不少外资企业愿意扩大在华投资，但是遭遇到市场准入限制。此次负面清单加快放开多个竞争性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这无疑切中了外商投资的“痛点”，后续配套政策的落地仍需及时跟上，确保开放政策真正落地。

在调研中，不少跨国公司还认为，中国高层的政策确实很好，但是多年来外资政策执行中却几起几落，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开门迎客，关门打狗”的现象，所以他们还是有点担心政策的落实。比如，有的跨国公司有意投资云计算和云服务，但是国家把云服务纳入电信增值业务，外商不允许单独经营；跨国公司愿意参与国家科研项目，有关文件也允许外商进入，但是相关部门并没有提供具体可行的通道。

《财经》：据你调查了解，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在落实外资政策中还有哪些建议？

王志乐：近年来，外商对我国投资环境有过不少批评意见。一些跨国公司反映，政府有关部门对外资企业执法时(反垄断、税收稽查)不允许外资企业申辩，也不允许向司法部门上诉，迫使外资企业在政府官员面前卑躬屈膝。当外资企业因违规遭遇查处时，存在同样问题的内资企业却没有被查处，外资企业感觉受到不公平对待。

也有的跨国公司反映，当其总部所在国与中国发生外交或政治冲突时，它们在华企业就遭遇一些民众的冲击，甚至一些政府官员的打压，造成在华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担心未来国家政府间冲突会殃及其在华企业。

还有的外资企业反映，一些地方要求外资企业建立党的组织并干预企业决策。外商对此觉得难以适应。上述问题反映了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市场前景的担心与忧虑。这些担心与忧虑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此，我们要促进外资增长需要解决跨国公司的这些担心和忧虑。否则，我们的外资政策就会变成自说自话的无效政策。

跨国公司发展新趋势

《财经》：全球跨国公司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促进外资增长有何启示？

王志乐：随着全球市场的出现，跨国公司迅速走向全球型公司，这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1992年以来，传统的跨国公司发生了三大变化。其一，企业发展战略全球化，即从跨国经营走向全球经营，在全球布局研发设计、制造组装和营销服务，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其二，公司管理结构全球化，在股权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全球性的治理机构，从中心辐射型管理结构转变为全球化的网络式管理结构；其三，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全球责任。

全球公司的形成与发展打造了一条全球价值链，促进了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的迅速扩张，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潮流覆盖了全球各个地区。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公司提高了其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使企业更好地吸纳整合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在它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

《财经》：与过去以民族国家边界形成的民族产业不同，全球公司的发展，形成了全球型产业链的布局。

王志乐：是的，与过去以民族国家边界形成的民族产业不同，全球产业发展所需资本、技术、人才、原料、市场等资源全球范围获取；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在内的产业链在全球布局；在若干地区围绕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形成企业簇群；产业链和企业簇群形成超越国家地理界限的全球产业系统；若干全球公司作为龙头企业整合全球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

《财经》：全球公司的出现，从而改变了企业全球竞争的方式？

王志乐：比如，特斯拉公司实际上正在引领纯电动车的发展。作为发源于美国的汽车公司，特斯拉并没有把价值链完全布局在美国，而是在全球范围选择、吸纳和整合新型汽车所需的资源。特斯拉的电池从日本松下公司采购，电机则从中国的台湾采购，特斯拉在最快的时间里构建了纯电动汽车目前最具竞争力的“全球价值链”，而不仅仅是“美国价值链”，使得其产品最先获得全球竞争力，从而领先抢占全球市场。特斯拉的经验表明，全球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恰恰是其整合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借鉴特斯拉等全球公司的经验，我们国家的政策应该有利于本土企业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有助于本土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转型升级，而不是偏离全球产业链自己单干。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一些专家建议或者产业政策实际是在促进“中国价值链”而不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因此，我建议，我们的产业发展应该从民族工业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思维。

促外资增长仍待观念创新

《财经》：目前美国、德国等一些国家以威胁国家安全或威胁到国家经济优势为名，出台政策限制中国企业投资本国。那么中国对外资进一步开放， 会不会损害中国国家安全？

王志乐：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开放的22个重点领域，涉及了重要的国家管制行业，对于外资进入可能给市场秩序、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的确需要通过加强合规监管来应对，进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重要的是，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证明，只有深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才能够实现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提高。要实现中国经济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就必须进一步缩小外商投资审批范围，以全面开放促进国内改革。

一些人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思想观念仍然滞后，例如，长期以来我国以投资输入国思维制定外资政策；以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对扩大开放促进外资增长设置障碍；一些部门以传统的民族工业思维限制外资准入。面对全球公司的不断涌现，我们急需从过去的投资输入国思维上升到投资输出国思维。投资输入国关注如何保护本国产业以及通过引进外资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因此往往对外资准入、股权比例、投资期限、利润转移等问题加以管制或限制。而投资输出国则关注本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安全与收益，要求投资输入国开放市场，加强对本国投资者的保护。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变为投资输出国思维，意味着我国将涌现更多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也意味着为外资企业创造更友好的营商环境。

《财经》：从传统跨国公司转型为现代全球公司，一个变化在于全球公司与投资所在国的利益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

王志乐：是的，当一个公司超过一半的资产在海外，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超过一半的雇员在海外就业时，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就与一般跨国公司发生了巨大的差异，海外经营成为这家公司的重心。全球公司不再是掠夺中国资源的传统跨国公司，而是有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一些全球公司由于其强大的全球竞争力，有可能对我国企业和产业带来冲击，其利用在信息技术的优势有可能对我国信息安全带来隐患。在战略上我们应当谨慎合作，发挥其“发动机”、“催化剂”和“同盟军”的作用。在战术上，或者说在具体合作项目上应当谨慎，防范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财经》：你如何看待民族工业的提法？当美国封锁中国企业的技术引进，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之时，一些学者强调自主研发，“自己创新”和“自创品牌”。

王志乐：过去，我国长期在被发达国家以及原苏联封锁和压制中发展民族经济，形成了凭借自身资源振兴民族工业的思维。在全球化和全球产业发展的今天，完全在一个民族国家疆界内发展本土产业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难以达到国际水平。我们的企业应该融入并逐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全球吸纳和整合资源，增强全球竞争力，而不是眼光局限在国内，仅仅利用本国资源搞“自己创新”和“自创品牌”。

《财经》：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外资增长，寄望带来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么扩大开放促进外资的政策如何落到实处？

王志乐：在实践中，我感觉中央政府做出的扩大开放的政策，一些政府部门往往不理解或者出于本部门的利益不予落实。政府部门推动的扩大开放的措施，一些产业或企业部门不理解或者出于产业部门、企业部门的利益不予实施。结果出现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或者扩大开放的承诺得不到落实。我去年曾写过一份报告上报相关部委，建议设立统一协调促进外资工作的权威机构。这是因为，各个政府部门工作性质不同，对外资作用的理解不同，造成促进外资增长的政策与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国家安全政策、反垄断政策等发生矛盾甚至冲突。这些矛盾直接影响全球公司在华投资的意愿，急需权威机构之间的政策加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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